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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问|陈江洪:法国邮票如何体现中国传统生肖艺术?******

  中新社巴黎1月29日电 题:法国邮票如何体现中国传统生肖艺术?

  ——专访知名法籍华裔画家陈江洪

  中新社记者 李洋

  2023年1月,法国发行由知名法籍华裔画家陈江洪设计的兔年生肖邮票,受到各界关注,很多民众在首发日当天在巴黎排队购买这套法国生肖邮票。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和法国邮政总裁菲利普·瓦尔出席邮票发行仪式,就法国兔年生肖邮票的成功设计和发行向陈江洪表示祝贺。法国生肖邮票缘何受到如此高的关注?法国邮票如何体现中国传统生肖艺术?近日,陈江洪就此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。

法国邮政在巴黎举行兔年生肖邮票发行仪式,迎接中国农历新年。陈江洪为现场的法国民众签名留念。李洋 摄

 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  中新社记者:请您谈谈法国兔年生肖邮票的设计思路。您设计兔年邮票用了多长时间?它与您设计的其他年份生肖邮票相比有何新特点?

  陈江洪:法国兔年生肖邮票,对我本人来说有特殊意义,因为兔年是我的本命年,所以我对兔年邮票情有独钟。2022年夏天,我就开始构思兔年生肖邮票,想更好地表现十二生肖中兔子的特有属性,如温顺善良、聪明智慧、生机勃勃等。我设计这套兔年邮票大约用了两三个月时间。

  我从2019年开始为法国邮政设计生肖邮票,争取每年的生肖邮票都能体现一个concept(概念)。由于每年的法国生肖邮票版式是固定的,都采用两枚邮票和两枚竖版小全张的形式,所以从艺术整体性来讲需要统一的风格。我一般采用中国传统国画的技法,但仍然希望每年的生肖邮票有不同的设计变化,从邮票用色到画面情节能体现不同的故事性和趣味性。

陈江洪在兔年生肖邮票发行仪式上展示邮票设计原图稿。李洋 摄

  具体到兔年生肖邮票,两枚邮票小全张边纸上的兔子互相遥望,设计对称;其中1.16欧元邮票适用于法国邮资,1.85欧元邮票适用于国际邮资,方便使用者寄信到世界不同地方。我用玉兰花作为邮票小全张的背景,象征春节节庆的吉祥美好。值得一提的是,我还设计了法国兔年生肖邮票的官方出世纸,上面除了印有邮票印样和技术资料,背景中还设计了嫦娥与玉兔,从而更直观地体现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象。

 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庆节日,我每年设计生肖邮票都很细致用心,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大家带来对春节节庆幸福平安的向往。

陈江洪展示兔年生肖邮票。李洋 摄

  中新社记者:能否向大家介绍一下法国生肖邮票的印制过程?生肖邮票是否能融入法国邮票的总体设计风格?

  陈江洪:我不仅设计生肖邮票,也协助监督邮票的印制过程。法国邮政的邮票印制严谨认真,包括邮票的打孔、套色印刷等技术流程都比较严格。印刷前,我要将邮票印样与我设计的原版图稿核对,查看邮票的工艺水平,如套色印制是否准确等。我绘制的生肖邮票原图稿非常细腻,层次感很强。而印刷出来的最终邮票成品距离原图稿多少有一些不同,但整体仍是过关的。兔年生肖邮票中我设计了金黄色月亮背景,原本希望能使用金粉印制,以便更好体现月亮的质感,但因印刷工艺太复杂而不得不作罢。2024年将迎来龙年,届时法国举办巴黎奥运会,我期待能设计和印制出不同凡响的法国龙年生肖邮票。

2024年巴黎奥运会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外景。李洋 摄

  我在法国生活很多年,法国文化自然会成为我的邮票设计元素,让生肖邮票融入一些法国艺术风格,展现一些“中西合璧”的艺术特色。例如此次兔年生肖邮票的设计,我受法式甜点拉杜丽(Ladurée)启发,使用了该甜点的颜色。相信法国民众能接受和喜爱我设计的生肖邮票。法国邮政对生肖邮票的设计也给予积极评价,基本上会采纳我就生肖邮票设计和印制提出的各种建议,希望我能够自由发挥,努力配合我的艺术创作。

  中新社记者:在您看来,法国发行生肖邮票对中法文化交流有何种意义?

  陈江洪:文化和艺术没有国界,人类情感都是相通的。中国生肖艺术与法国邮票相结合,无疑有助于中法文化交流。在我看来,法国邮政方面很重视对中国文化的推广,而农历新年生肖艺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,法国邮政希望通过生肖邮票让法国民众增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,近年来也都举行生肖邮票发行仪式。前两年虽然有疫情,但法国民众参与生肖邮票发行活动仍然很踊跃。现在前来参加发行活动的人更多了,这肯定将进一步增进中法两国之间民心相通。

法国的中文爱好者在“2022巴黎•国际中文日”活动现场用中文表演中国传统曲艺节目。李洋 摄

  中新社记者:法国邮政应该希望您设计完整的十二生肖邮票,您是否已对未来几套邮票设计有了初步的艺术构思?是否计划对十二生肖邮票有完整统一的设计风格?

  陈江洪:法国邮政方面确实有此希望。我当然也希望能设计出完整的十二生肖邮票,而且在设计中考虑到完整性,每套邮票都能体现相应生肖的特色。从邮票观赏和收藏角度来讲,这十二套邮票需要有完整统一的设计风格,以便形成一个完整的“系列”,例如每年的生肖邮票都会印有中文的“中国新年”和对应属相的中文。

陈江洪展示虎年生肖邮票。李洋 摄

  我设计的第一套法国生肖邮票是2019年的猪年邮票,当时没有参与这套邮票的版式设计,因此这套邮票与我设计的其他年份邮票在版式上有所差别,猪年邮票上印制的中文“中国新年”字样没有使用红色春联的设计,而其他年份生肖邮票全都使用了红色春联的设计。红色春联具有浓郁的春节节庆氛围,能更好体现生肖邮票的主题。我可能会再重新设计一套猪年邮票,将红色春联背景设计加入,这样整个生肖邮票的风格就统一了。猪年在十二生肖中排在最末尾,猪年邮票恰好也应是十二生肖邮票的最后一套。

由陈江洪设计的部分法国生肖邮票小全张。李洋 摄

  中新社记者:我注意到您对家乡天津有特别的感情,这种对故土眷恋的情怀是否也融入到您的邮票设计中?除了邮票设计,您还有哪些设计计划,继续推进中法文化交流互鉴?

  陈江洪:天津是我的出生地,我很怀念。每年设计生肖邮票时,我都会想起小时候在天津过年的情景:鞭炮齐鸣,满街春联,喜气洋洋,一派温馨热闹的景象;一家人团聚在一起,做一桌好吃的饭菜。那时候每过一年,就非常期盼着春节这一天早点到来。

  在我设计生肖邮票的时候,仿佛儿时记忆中的那些生肖故事又都回到眼前。我的生肖邮票设计采用了半写意半工笔的国画技法,天津充满年味的杨柳青年画对我的绘画风格也是有影响的。

市民参观“杨柳青青话年画”展。张云 摄

  近年我一直在法国做艺术展览,也制作各种图画绘本,其中一些也已在中国国内出版。我还在尝试不同的艺术形式,如参与根据我的绘本改编的舞台剧,在剧中现场作画,借此表现我的童年故事。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,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特别是绘画领域的交流。(完)

  受访者简介:

  陈江洪,知名法籍华裔画家,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,1988年入读法国巴黎美院,此后长期在法国工作和生活。他的代表作包括国画作品《钟馗》《幼鹰》《虎王子》等。部分获奖美术作品已经在多个国家出版发行。他的最新传统国画系列绘本《赶集》等作品集也在中国国内陆续出版。自2019年起,他为法国邮政设计生肖邮票,至今已有5个年头。

  • 南佐“古国”: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******

      “宫城”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

      “宫城”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

      “宫城”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

      “宫城”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(局部) 作者供图

      【考古中国】

     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。什么是“文明”?现在一般所说的“文明”,多指对“Civilization”等西文词语的意译,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、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。“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”,国家固然不等同于“文明”,但要称得上“文明”,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。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,一是“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”,二是“公共权力的设立”。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,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“王权”。以此衡量,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,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,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。

     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,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——董志塬上,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,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。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,1984—1986年和1994—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,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、勘探工作,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,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,可能有外环壕。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,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“护城河”和夯土宫墙围成的“宫城”。“宫城”中心为主殿,“九台”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、夯土台、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,出土了大量白陶、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,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。

     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“国家级”工程

     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,而且宫殿、夯土台、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。以聚落中部的“九台”来说,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,现存还有5~7米高,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。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、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,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~4米厚的夯土护壁,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。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,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、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。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,内、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。“九台”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,以当时的条件,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。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“九台”,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。

      再看中央“宫城”区。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“宫城”东西宽约55米、南北长约67米,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。“宫城”外有宽约15米、深10米多的“护城河”,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。加上“护城河”,整个“宫城”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。“宫城”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,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.5米,中央火坛(火塘)直径3.2米——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,规模之大前所未见。“宫城”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(侧殿)。所有这些宫墙、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,窄处宽1~1.5米,最宽处可达5米,现存高度1.5~3.5米,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、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。

       “宫城”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,各处地面、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,甚至宫墙也不例外,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。我们可以想见,五千年前的南佐“宫城”,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,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。我们估计,“宫城”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“九台”区。

      经勘探和试掘,在“九台”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、夯土台、壕渠水利工程等,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,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。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,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,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。据此推测,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。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“王权”,集合起国家力量,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。

     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,出土的精美白陶、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,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。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,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,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。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,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。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,“九台”、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,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。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,集中规划建设而成,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,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。由此推断,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“古国”。

     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

      南佐都邑及“宫城”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、中轴对称格局。“九台”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,“宫城”位于“九台”中心,主殿位于“宫城”中心,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。主殿坐北朝南,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,向南到主殿中门(共有三门)、“宫城”南门,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,东西两侧的侧室(侧殿)和壕沟对称分布。

      再放大一些视野,“九台”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,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。“宫城”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,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。外墙的门与“宫城”南门错开几米,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,增强了“宫城”的封闭性和防御性。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,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,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。

      我们推测“九台”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,“宫城”区部分侧室(侧殿)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。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“九台”以外,推测“九台”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,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“圣区”或者贵族居住区。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、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,凸显了王权至上,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。

     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

      南佐“宫城”区出土了白陶、黑陶、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,成套的彩陶、朱砂陶、白衣陶、白泥堆纹陶,涂抹朱砂的石镞、骨镞,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,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,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,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。

      白陶、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,但在南佐“宫城”区却发现不少,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,表面光滑细腻,有釉质光泽。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,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,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,制作工艺还是个谜。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,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,有些彩陶成套出土,具有礼器性质。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,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,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——可既盖又塞,以防止酒精挥发。南佐的朱砂陶、白衣陶、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。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,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、双腹盆、钵、缸、罐、瓮等很多器物上。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,但在南佐仅“宫城”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,大小不一,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。经测定,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℃以上,最高达1116℃,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~1000℃之间。令人惊讶的,还有“宫城”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,粟、黍数量极少,反之在“宫城”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、黍。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、黍为主而少见水稻,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,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。

      南佐“宫城”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、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。白陶、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,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。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,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。有意思的是,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,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,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,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。据科技考古检测,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,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,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,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。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、朱砂,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。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,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。可见南佐“古国”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,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。

      目前,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,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。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,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、埃及文明一样,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。

      (作者:韩建业,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导,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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